普洱的制作工艺有很多值得考究之处。北京秋季茶博会人员介绍，普洱的制作工艺从明朝开始具有长足的发展，在多年的变化中成就了普洱之美妙。

　　明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,明朝平定云南后,派军戍边,并让中原、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，分为“军屯”、“民屯”、“商屯”三种，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，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。

　　明万历年未年，谢肇淛(公元1567～1624年)，在《滇略》记载：“滇苦无茗，非其地不产也，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，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，犹无茗也。昆明之太华，其雷声初动者，色香不下松萝，但揉不匀细耳。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，值亦不廉。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团，瀹作草气，差胜饮水耳”，这是“普茶”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。

　　从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”这短短八个字中,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,“普茶”作为一种商品，已广为流通,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，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。

　　“蒸而成团”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，已由唐朝时期的“散收，无采制法”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,但制茶技术有缺陷,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“不得采取制造之方”、“差胜饮水耳”。

　　其后，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《物理小识》(公元1664年)载：“普洱茶蒸之成团，西蕃市之。”此处已明确提出“普洱茶”之名，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“西番”，制法为“蒸之成团”，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。

　　参考《普洱建置历史沿革》：“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“普洱”地名。到明朝洪武十六年(公元1383年)起用“普耳”为名。明朝万历年间(公元1573年—1620年)改称“普洱”;又据明·李元阳撰万历《云南通志》(公元1574年)卷十六“贡象道路”载:“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，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，此处产茶。一山耸秀，名为光山。有车里一头目居之。”，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《本草纲目拾遗》(公元1765年)一书亦载：云南志·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。其上产茶，性温味香，名普洱茶。

　　至此可知，“普洱茶”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，其名随地名更替，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(驻今景洪县景洪，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)辖地普洱(今普洱县)所产之茶。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,远销西蕃等地,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,已有所改进，但技术有待提高。